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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富豪收藏文物的是是非非

在任何国家,贵族、富豪阶层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能力和解读品位,素来都会对一个民族的收藏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而决定贵族和富豪们这种认知力和解读品位的要素,则完全在于这两个社会财富主要占有阶层的自身素质,这种素质又主要体现在他们的文化底蕴和审美情趣上。有人说中国的情况例外,理由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旧贵族阶级随着封建帝制的真正消亡而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一具毫无政治、经济活力的僵尸。他们还认为,在中国,是汹涌澎湃的全民收藏运动推动了知识匮乏的新富豪阶级的跟风。事实果真如此吗?

      迄今为止,我国的收藏文化导向仍旧受控于境外的某种神秘商业力量,这种力量是什么?在本书前面的章节里已有阐述,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作为这种外部神秘力量的中间传导机制——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中国新富豪阶层,毋庸置疑一直充当着中国收藏大众的领头羊。这个阶层的收藏行为无形地影响着普通大众、乃至中产阶级的收藏头脑,他们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无一例外地成为中国文物市场各个阶段的标志性旗幡。

      这个新的收藏群体,从一开始就毫不讳言地将自己的收藏行为归类于“艺术品投资”,有些富豪干脆将自己收藏的名画称作“挂在墙上的股票”。正是在这样一种价值体系的孵化下,中国艺术品市场在本土富豪和西方古董商们的金钱游戏中被迅速边缘化、泡沫化,变成了中外资本大鳄们的附属赌场和游乐园。一些真正意义上的文物收藏家,则往往因为资金不足被挤到市场的边缘,只能与普通大众一道去享受“捡漏儿”的乐趣。

      中国新富豪参入文物收藏的时间有先有后,但成为群体形态应当起始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从浙江宁波的“夺宝双雄”陆汉振和徐其明初征海外拍场算起,到山西富豪军团跟风而上,至今也有十余年的历史。在这十余年当中,富豪们的收藏活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2005年之前。那时候,富豪们的收藏活动主要是在国内文物专家们指导下进行。正因为如此,这一阶段的富豪收藏呈现两个特点,一是交易地点多数选在海外,二是收藏品基本上选购一些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和宋、明两代的官窑和名窑瓷器,还有少量的古字画和元青花瓷器。道理很简单,专家们认为:好东西、真东西都在国外。在品种选择上,那时候专家们的眼光还比较客观,在帮助富豪们评估文物市场价值的同时,能兼顾文物的自身文化品质,加上当时中国文物的价格刚刚步入上升通道,所以买回来的东西基本上还可以算作“价廉物美”;

      第二个阶段是从2005年-2007年。一些国际著名拍行在结束了2004年的中国拍卖路演后,果断地将中国文物推上天价,佳士得拍卖行力拔头筹,以两个亿人民币拍出“鬼谷子下山”青花罐,一举唱响元青花神话。此时,少数精明的浙江富豪,借机将前期误打误撞买下的元青花高价出售,赚取了可观的利润。可同时出现的另一种情况是:更多的富豪看到了艺术品投资的暴利,争先恐后地涌进拍场。而此时的文物专家们也已经被天价拍品搅乱了心智,多数人都匍匐在外国拍卖公司的“金槌”之下,人家上拍一件,他们喝彩一片,进一步推动了国人海外夺宝的热潮。

      进场的人多了,元青花供不应求,一些国际拍行便不失时机地又推出了以官窑瓷器为代表的清代宫廷器物。于是,中国的新富豪们开始规模化进军海外拍场,疯狂抢购元明清三代宫廷器物,除开官窑瓷器之外,一些宫廷摆件玉器、铜兽首等,都成了富豪们的竞买品种,导致中国文物的价格陡然飙升,那些外国拍行赚得盆钵具满。但是,这一波进去的中国富豪们就没有他们的先驱者那般幸运了,因为僧多粥少,那些热门拍品的影子——高仿品开始小批量地进入国际拍场。根据记者在景德镇暗查,每年至少有20-30件左右的元明清“官窑器”高仿品在国际拍场高价成交。市场疯狂了!富豪们即便买到了一些“真货”,那也往往是“将豆腐买成了肉价”;

      从2008年开始,世界金融危机毫无悬念地波及到艺术品拍卖市场,尽管一些拍卖行仍旧公布一些高价成交拍品名录,但是,真实的情况可想而知。而此时的中国富豪收藏者们大部分人在艺术品投资的项目上还处于“买进”阶段,根本没有利润可言,即使想卖出藏品,但苦于貌似繁荣、实际疲软的拍卖市场无法积极响应他们。所以,他们当中有人惶恐不安,开始担心自己的收藏是不是“接下了最后一棒”?甚至是不是买了赝品?还有些资金实力强悍的人,则一手捂住藏品,期待日后升温。另一手谨慎“补仓”,不露声色的选购一些所谓的“高精尖”拍品,如现当代名人画作、历代皇帝御用品等等。

      正因为中国的富豪收藏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打上了“投资”烙印,所以他们的收藏活动、还有他们的收藏品,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纳入商业运作轨道,收藏什么?以何种方式收藏?都必须严格按照富豪们的商业头脑和经营模式去决定和运作。因此,多年来,对于富豪收藏家以及他们的藏品,大众知之甚少,有些金屋藏宝的收藏大户甚至完全与世隔绝,自始至终都逃遁于媒体和大众的眼球之外,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究竟中国的富豪们在收藏领域玩些什么?怎么玩?为了得到第一手资料,记者用了近两年时间,动用了大量的社会关系,对浙江、江苏、山西、北京等地的十几位富豪收藏者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明察暗访。被列入记者调查目标的富豪,藏品的购买经费均超过数亿元人民币以上,藏品的主要来源是海外拍场。为了尽量使自己的调查趋于客观,在访问一些重点对象时,记者邀请了两位专业人士同行,一位是文物专家,另一位是有几十年实战经验的古董商。

      调查结束后,我们对富豪收藏的概况作了一个基本评估:除去赝品不算,这些富豪们从国外拍行竞买回来的藏品,85%以上都是元明清三代官窑瓷器,另有一小部分为古代青铜器和玉器杂项。在元明清三代官器中,又以清代官窑瓷器为主,他们应记者请求,从自己的藏品中选定“镇宅之宝”,结果全部都是这些官窑瓷器当中的价位最高者。对此,与我同行的两位专家看法一致、赞不绝口,认为大部分都是“国宝级”文物精品,记者对此却不敢苟同。这些物件算不算国宝?富豪收藏家们是否真是“金屋藏珍”?我们不妨先听听那些藏宝者自己怎么说。

      中国首批海外夺宝的富豪之一、浙江收藏大佬徐先生曾经明确地告诉记者:“我们买回来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精品,最好的中国文物还是在外国人手里……”

      山西军团海外夺宝的代表人物之一杜先生对记者说:“辛辛苦苦把东西买回来以后我们才搞清楚,其实那些真正的国宝都还在外国博物馆里,你出多少钱人家也不会卖给你!”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国内一些文化层次较高的收藏家那里得到进一步证实。如北京市光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曾在媒体上公开表示:“真正堪称国宝的顶级中国文物,依然在外国人手里,并没有被中国人买回来!”

      这几位说了大实话。国外有没有中国国宝?岂止是有,多得没法儿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哪一家世界知名的博物馆里面没窝藏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件我们的国宝?如:被称为“中国美术史上开卷之图”的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被大英博物馆非法弄去做了它的“镇馆之宝”。还有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非法收藏的龙门石窟精华《帝后礼佛图》、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收藏的《历代帝王图》、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非法收藏的“昭陵六骏”、法国国立博物馆收藏的1万多件敦煌文物、罗浮宫收藏的数千件青铜瑰宝、日本人收藏的数万件精瓷美玉……这些,哪一件不是中华瑰宝?可是你买得回来吗?正如山西藏家杜先生的醒悟之言:“花再多的钱人家也不会卖给你!”

      记者再说一句不怕伤人自尊的话: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富豪从国外买回来的所谓“国宝”,大部分只不过是一个东方古国遗失在路边的玩意儿而已,即便像那一类被人臆称“只有300件”的元青花,哪一年还不被人家卖上几件?记者深信,那些元明清官窑瓷器,就是再倒腾几十年,只要中国富豪不差钱,佳士得和苏富比就绝不会断货,没弄好还会越卖越多。有一位文物工作者就曾告诉我:经他统计,这几年国际拍卖会上成交的中国明清官窑瓷器、皇帝玉玺和名人画作的数量,已经大大超过了历史资料所记载的件数。至于那些“编外国宝”从何而来,恐怕除开那些掏钱的富豪们之外,已经是圈内人尽皆知的“公开秘密”了。关于这一点,记者在景德镇和安徽等高仿基地调查时,已经得到部分证实。

      当然,不是所有的夺宝富豪都能像徐先生和杜先生那般清醒,记者采访时随处都可以看见,老板们将一些从海外拍回来的艺术精品翻拍出大幅精美照片,张贴在办公楼最醒目的位置上,来访者一进门,就可以从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宝”身上,看到主人富可敌国的巨大财力,同时也恰到好处地宣扬了主人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他们告诉我,当年日本一些知名企业家也曾花巨资从欧洲买回来大批西方油画,用作提高自己企业的文化品牌。记者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从他们嘴里讲出来的“日本故事”都只有辉煌的前半部分,而没有许多日本企业家在艺术品投资泡沫破灭后破产、跳海自杀的悲惨结局,是有意识的屏蔽,还是只知道那个故事的上半截?

      不管富豪们买回来的东西是不是国宝,但有一样现实已经无法回避:那就是由于中国富豪们的出海哄抢,一些西方人非法获得的中国文物被炒成了天价。有关资料显示:在中国新富豪海外夺宝的这十年当中,中国艺术品的海外拍卖价大约平均长了15倍。这十年,全世界可以查到的大大小小拍卖行一共卖出中国文物近百万件,其中元明清官窑瓷器真真假假加起来近万余件,平均成交价格大概在100万美元左右。在所有的交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拍品的卖家绝对是西方人,捧场者和买家多数是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官窑瓷器,70%以上的买家全是中国富豪。换句话讲,在过去十几年当中,中国富豪平均每年都要为西方世界造就几百个“一夜暴富”的百万富翁。
1# 木棉花

    对于此种局面,国内有一些收藏达人不以为忧、反以为豪,他们公开宣扬:“海外市场上中国文物的价格飞涨,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被西方人高度认定,中国人海外夺宝,让西方人看到了崛起的中国、扬眉吐气的中国人……”
      不看看那些天价拍品从何而来,也不想想那些拍品的拍卖对我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又是“高度认定”,又是“扬眉吐气”,何等的浪漫?何等的牛气?且不说老外们的“高度认定”是真是假,就为了富豪们这一哆嗦——“扬眉吐气”,我们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首先,中国富豪海外夺宝,以一种合法的商品交易方式淡化了交易品本身的“非法”属性,让西方民众误以为中国人已然放弃对那些被抢盗文物所拥有的合法权益,从而更加肆无忌惮地将大批在战争中掠夺和战后走私出境的中国文物明目张胆、源源不断地摆上拍卖场,赚取巨额暴利,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做贼心虚地进行黑市交易。
      其次,一次次天价回购、一次次无效抗议,从舆论上使得我国政府向西方国家追索此类文物的庄重、正义行为,变成了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滑稽姿态。有些西方媒体公开嘲笑:“中国政府与其徒劳无功地搞什么‘追讨’(文物),倒不如动员那些暴发户拿钱到佳士得拍场去买……”
      再者,富豪们的海外夺宝运动,非理性地抬高了中国流散海外文物的市场价格,大大增加了一些珍贵文物回归的成本。从此以后,无论国内文物部门或海内外民间个人要赎买、捐赠此类文物,就不得不被迫进入拍场,付出越来越高昂的竞买成本。澳门爱国人士何鸿燊先生先后两次捐献圆明园铜兽首一事,即有教训在先:2003年,何鸿燊先生仅以600万人民币的价格在美国民间购得圆明园猪首铜像捐献祖国。而在2007年众所周知的那一场苏富比拍卖纠纷中,由于圆明园文物经过台湾商人的数次恶性炒作,何先生不得不付出比上一次高出11倍多的价格,以6910万港币买回另一只铜马首捐献回国。而台湾商人最早从国外买回来的时候,仅花了区区20万美元。
      “国宝回归”只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是国家追讨、第二条路是政府出钱赎买、第三条是民间捐赠。如今,这三条路似乎已经被中国富豪的不慎之举堵死了两条半,而那些被媒体贴金为“为国藏宝”的富豪们,内心似乎压根儿没觉得自己的收藏与“国家、民族”有任何关系。也许是记者孤陋寡闻,10多年来,南北富豪海外夺宝捷报频传,媒体鼓噪的“富豪爱国藏宝秀”也不断上演,可各位同仁有谁见过哪位内地富豪向国家捐赠过一件像样的东西?国人跟着“自豪”了半天,人家买回的“国宝”连面都不让你见。我们能看到的倒是不少投机商趁此良机,在海外收拾被洋人淘汰的物件倒腾回国,扯起“国宝回归”的大旗赚同胞们的钱。能听到的,都是富豪们受限《文物法》,不能公开将买回的东西重新倒卖出境的抱怨。
      我们老祖宗有些遗训颇令后人唏嘘感叹,比如:“淡泊明志”,又比如:“为富不仁”。历史上,中国真正的收藏大家多是一些轻钱财、重大义的知识名流,他们好古识古,许多人穷其一生的精力与积蓄,收藏了大批价值连城的国宝珍物,却从未将自己的藏品视作家产遗儿传女,而是回报生养之地、原乡故国。
      1956年,集收藏家、书画家、诗词家、戏剧家于一身的奇才名士张伯驹,携夫人将自己30年来倾家殒命抢收的中华稀世文物——陆机的《平复帖》、隋展子虔《游春图》卷、李白《上阳台帖》卷、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以及黄庭坚的《草书》等18件无价国宝,全部无偿捐献国家。我们且以庸俗之心暗算一下:此等宝物价值几何?有拍卖界人士笑曰:“其价值不说连城,也可造一座新城!”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部长、著名经济学家章乃器一生清贫却好古,几十年倾其所有收藏了大批青铜器、陶瓷、石器、雕塑、玉器、货币、竹木牙角和漆器等,几乎涉及到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956-1958年,章先生先后分两批将1192件珍贵家藏文物全部捐献国家,其中92件文物精品,还被故宫博物院作为专题陈列展览,受到国人敬仰;
      香港收藏家杨铨一生嗜古如命,他花费40年时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借,基至不惜变卖家产,购得珍贵文物6200多件。其中不少文物被英国博物馆挑中有意高价购买,但遭到杨先生的婉拒,最终倾其所藏全部捐赠祖国,没有留一件给自己的子女。甚至连两个宝贝儿女结婚,他也只是各赠一个现代陶瓷花瓶;
      天津著名的文物鉴赏家、经济学家徐世章,是“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的堂弟。天津解放前夕,所有亲戚朋友力劝其逃离大陆去美国定居,但被他一票否决,理由只有一条:“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绝不能从我手中流散到国外!”原来,徐先生家藏满库文物珍宝,他不愿意这些文物在迁移时流失海外。此前,曾有美国古董商多次来天津洽谈,要以百万美金收购徐先生的藏品,但都遭到他的拒绝。1953年冬,身染重病的徐世章,将子女唤至榻前听其遗嘱:“我毕生精力致力于收藏文物,几十年呕心沥血,终于将它们由分散变为集中。如要传给你们,势必又由集中变为分散。我考虑再三,只有捐献给国家,才更易于保管,供全社会、全民共赏……”徐先生身后,他收藏的2749件古砚、古玉、字画拓片、金石、书帖、印章等珍贵文物,一件不拉地无偿捐赠国家,至今仍收藏于天津历史博物馆;
      捐赠国宝文物的不仅有名人雅士,也有默默无闻的普通百姓。如赤峰人张砚钦,只是一位普通的民国旧军人,他在1971年去世前,分3批将自己在解放前40余年省吃俭用、借债寻购的400多件珍贵文物全部捐赠给当地博物馆,其中有名贵国画——承德离宫《避暑山庄图》,有宋代官窑、哥窑、钧窑、定窑名瓷多件,其中不乏国宝级文物精品……
      其实在中国民间,类似张砚钦这样的平头老百姓还大有人在,大概由于他们的名字不能为媒体赚取足够的“眼球”,所以大多数人都作了“无名英雄”。近年来,记者时有所闻:还有一些平头百姓用自己微薄的收入偶尔淘到一两件国珍,想捐赠博物馆却“报国无门”,不是被无由当作“赝品”,就是被无端诬为“炒作”,往往等到那些“赝品”出口转内销后,才能得以正名。穷人的不要,富人的不捐,整天向政府哭穷要钱买藏品,不管有什么客观原因,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博物馆界的悲哀。
      综上所述,记者没有逼谁学古仿贤、捐赠家珍的意思,只是以为:中国富豪海外夺宝,至多是一次类似于炒房炒股的投资行为,浙江军团也好,山西军团也罢,既然富豪们只是将买回的“国宝”深藏后院、伺机倒卖,国人还有什么必要为他们的金钱交易和激情游戏大呼小叫、欣喜若狂?就如同一些海派青年所说的那样,与其让那些“国宝”被少数人藏着、掖着、损毁,倒不如干脆让它们留在外国博物馆搞“世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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