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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倍增必须攻坚

受经济增速过快和通胀预期影响,劳动者加薪风潮已不独中国所有。据报道:一场寻求加薪的声势浩大的罢工潮日前在东南亚国家爆发。其中,越南、柬埔寨和孟加拉国的情势最为严峻,即便政府松口加薪,但工人们依然对加薪额度仍有不满。

  同时,中国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负责人对外明确表示,目前相关部委尚未将“收入倍增计划”写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草案。这也意味着外界呼声极高的“国民收入5年倍增计划”短期内尚无可能成为未来收入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更进一步,如果现有的收入初次分配改革草案不触及实质性、强制性的国民收入提升方案,那么最终收入分配改革将很难“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不难揣测,决策者所为担忧的是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出现波折,二次探底的隐忧始终困扰着中国出口经济产业的成长,并且可能会对中国就业增长和结构转型带来实质性的冲击。如果在这种情形下大幅提升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薪酬水平,很可能会使出口产业造成严重冲击。这样的担忧本无可厚非,但是其背后隐含的假定前提是只要中国最广大的中低收入阶层薪资不涨,那么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就会持续,而中国经济可以继续依靠出口导向型经济寻求结构转型的突破口,直至最终通过“发展”这一被历史证明有效的通道解决所有增长、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

  然而,事实并非理论,这样的假定在过去起点极低的发展初期阶段或许能够保证。但是就目前来看,这一发展模式所依赖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不仅中国的劳工对改善工作环境和薪酬水平的呼声越来越高,来自欧美的贸易壁垒也在飞速提升。更为根本性的是此次次贷危机使欧美发达国家充分意识到单纯倚重虚拟经济风险甚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两手都要硬”才是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硬道理。

  在此战略思路的根本转变之下,中国依靠出口促发展,市场换技术的传统思路彻底被堵死。要想实现长期的稳定繁荣,必须通过扩大内需、完善本国经济社会制度,重现欧美发达国家完整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全面历史进化轨迹,仅仅依靠出口实现跨越式增长走捷径已经不再现实。

  “先做大,再做强”的思维模式历史局限性已经显现。这一点在收入分配领域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先摊大饼再分配”,在理论上固然没错,但是实际上却完全不同,因为在将饼摊大的时候已经形成了诸多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在进行再分配的过程中不仅将摊大的部分收归己有,甚至将原来不属于自己的部分也侵吞过来。珠三角农民工工资10余年未有增长就是最好的例子。
  原本认识中“做大的质变导致做强的量变”也存在本质性的缺陷,这一认识将做大与做强混为一谈,实质上两者分别需要不同的影响因子。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做大的关键在于提升产能的外延性扩张,而不用理会产能是否为实际生产生活所需,这也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最大弊端。直接结果就是经济产业周期受产能不足、过剩交替影响,给实体经济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而做强的关键在于实现根据市场需求变动,对经济增长的精确可控性管理的内生性扩张。其原则是市场化效率管理,而非行政式机械指令操作。由此可见做大和做强是完全不同两种经济运行管理状态,做大和做强并无本质上的联系。单纯做大并不会导致经济变强,甚至可能因为产能过剩、通货膨胀带来经济潜在危机的冲击,造成做强经济的目标落空。

  综合而言,经济调控中先做大,后做强的策略在改革开放初期可能有其存在的积极意义,但是时至今日,这一观点可以休矣!缩小贫富差距、提升国内实际收入水平的内需扩张必须与维持出口增长的外需扩张同步进行。考虑到未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拉动内需的意义更胜一筹,因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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