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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世纪的海外华商网络

闽南海商集团崛起于13世纪,全盛于17世纪的郑氏海上帝国时期,主导中国海外华商网络到19世纪中期,如同荷兰人被称为欧洲的“海上马车夫”一样,较早进人远东贸易网络的荷兰人也誉称闽南人为中国的“海上马车夫”,是17世纪中国的“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 。中国海岸线漫长,沿海地区广阔,闽南地区既非中国最佳良港所在,亦无便捷交通往中国内陆地区,更无富庶广阔经济腹地可依托,何以 16世纪中期以降闽南海商能一枝独秀,主导中国海外华商网络达300年?本文拟分析闽南海商集团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了解其崛起的主客观条件,探讨闽南海商17-19世纪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的原因。

    一、五代----宋元:闽南海商集团的崛起

    闽南本为善于航海通商的古闽越人居地。闽越人为古越族一支,习于海上谋生,“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从西晋到五代,中原汉人数次南迁福建,成为福建主体居民,闽人航海通商的传统,除地理因素使然外,可能也受闽越遗风影响,诚如唐代独孤及所言,“闽越旧风,机巧剽轻,资产货利,与巴蜀捋富”。

    南朝时,泉州可能已成为中国与南海交通的中转港(扬州与交州间)。唐中期以后,向为汉唐时代中国海贸中心的广州,其贸易已部分移到泉州,海商图其税轻,躲避广州的重税和地方官员的盘剥。何乔远《闽书》记载,唐武德年间( 618-626年),穆罕默德四大门徒来华传教,大贤传于广州,二贤传于扬州,三贤四贤传于泉州,此条广为流传的史料未必可信,但泉州中唐以后海外交通有较大发展,成为“南海蕃舶常到”、“岛夷斯杂”之地,却是不争之实。故唐文宗颁令善待来华蕃商时,特指岭南、福建(泉州)与扬州蕃客。当时的诗人包何咏泉州云,“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执玉来朝远,还珠人贡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

    唐代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由著商蕃舶来华进行,广州是主要贸易港,终唐一代,泉州只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辅助港。唐代广州万商云集,蕃商与当地人杂居嫁娶,“多占田畴,广营地舍” 。唐末黄巢起义军攻陷广州时,据说殉难蕃商达 12数万 。

    五代时期,闽国统治者励精图治,发展海外贸易裕国,并将海外奇珍异物大量进贡中原政权,以便维持偏安局面,在五代十国战乱纷纷期间,保持福建32年的稳定发展时期,奠定闽南海外贸易的发展。闽国先后治泉州的王延彬、留从效和陈洪进均奖励海外贸易,积极招徕蕃商。王延彬任泉州刺史三十年,“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因谓之招宝待郎” 。 留从效扩泉州城时,“重加版筑,旁植刺桐环绕”,被认为是元代访问泉州的摩洛哥旅行家IbnBatuta提到的刺桐城(zaiton)的由来。黄巢起义军对广州蕃商的大屠杀,是五代时期蕃商、“蛮舶”大批前往泉州的重要原因,也造就闽南海外贸易发展的先声。

    两宋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步入黄金时期,不但商品经济发达,人口迅速增长,而且各项科技发明层出不穷,是当时世界经济、文化、技术最发达的国家。福建的开发也突飞猛进,茶、甘蔗等商品作物种植;瓷器。棉布、丝绸、造纸等手工业商品生产;采冶金、铜等矿冶业和造船业等,均在全国居重要地位。至南宋期间,福建经济、文化发展已是国内前列。 福建经济发展成为宋代泉州港繁盛和闽南海商集团崛起的物质基础。

    北宋初年,朝廷“诏诸蕃国香料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官库者不得私相贸易,” 表明泉州当时已是重要港口。元佑二年(1087年),宋朝在泉州设市舶司,泉州海外贸易蒸蒸日上,中外商人云集,“珍珠、玳瑁、犀象齿角、丹砂、水银、沈檀等香、稀奇难得之宝,其至如委。巨商大贾,摩肩接足,相刃于道。” 南宋期间,泉州与广州作为中国主要贸易港的地位开始逆转,泉州贸易规模呈赶超广州之势。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宋室南迁杭州,福建距政治中心更近,部分宗室迁到泉州,朝廷对泉州的政治、经济地位更为重视。二是南宋发展与高丽等东北亚地区的贸易,泉州在沟通东北亚和南海贸易方面占有地理优势。到宋绍兴年后期,泉州的市舶收入与广州相当,表明泉州港贸易规模已和广州并驾齐驱。在南宋最著名的关于海外贸易与海外地理名著《诸蕃志》中,凡载中国与海外各国的航线、距离、日程、方位等,多以泉州为基准。 尽管这也可能是因为著者是泉州市舶司提举,但泉州为中国最重要海贸基地之一却是不争之实。到元代时,“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穴,号为天下之最”。 根据元代最著名的海贸和海外地理名著《岛夷记略》载,当时与泉州通商的海外国家与地区达九十多个,比《诸蕃志》所载多五十多个;输出商品种类也多出数十种, 泉州海贸规模与地位超过广州。当时游历泉州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认为:“刺桐港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

    对闽南海商崛起具有重要意义的尚有宋代漳州港的兴起。漳州通蕃舶可能始于五代,北宋时朝廷已在漳州设“黄淡头巡检”,维护航道安全和招徕海舶,民间海外贩运活动频繁。虽然漳州的海贸规模不及广州和泉州,但对闽南海商、尤其是漳州地区海商的成长有重要意义。

    随宋元时期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海贸繁荣而来的,是闽南海商集团的兴起。闽南地区掌控和从事海贸活动的商人主要为三类:蕃商及其定居泉州的后裔、外地商人和本地商人。随着蕃商与外地商人的本土化,与本地商人合流,形成闽南海商集团。

    在北宋年间,主导泉州对外贸易的可能主要是蕃商。明人张燮说,“市舶之设,始于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国。” 直到南宋时期,蕃商及其后裔仍是闽南海贸巨擘,如蒲罗辛、罗智力、施那帏、蒲亚里、蒲寿庚等。这些蕃商有的是应宋朝廷招徕(蕃商生意的抽直达30万贯者,可授官职承信郎),“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著名者如:佛莲,波斯人,薄寿庚之婿,为泉南著名回回巨商,“凡发海舶 80艘”,家赀“珍珠 130石,他物称是”; 大食蕃商施那帏“乔

    寓泉南,轻财乐施,作丛冢于泉州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 以回回商人为主的定居于泉州的蕃商成千上万,“胡贾航海踵至,富者赀累巨万,列居城南”,形成蕃人巷, 泉州现在的蒲、郭、丁、白、铁、金等性多是其后裔。泉州有专门的蕃商墓区,至今仍在,现称为“伊斯兰墓地”,是旅游点之一。元末泉州穆斯林教派什叶派和逊尼派(蒲氏为首)冲突,关南门相互厮杀,伤亡数千人。泉州最有名的回回商人是蒲寿庚,其向背竟然关系到宋朝的存续。蒲氏祖先为阿拉伯商人,先在占城,后到广州,蒲寿庚之父 1204年之前到泉州,初为安溪主簿(1204年),后经营海贸有成,授承信郎(1233年)。蒲寿庚善海贸, 1274年平海寇有功,授福建招抚沿海都制使,“擅蕃舶利三十年”,致产巨万,家仆数千,成为官商合一者,与后来的郑芝龙相似。南宋小朝廷企图依靠薄寿庚财力物力继续抗元,升其为福建广东招抚使兼福建提举市舶,总海上事宜。元朝极力招诱蒲寿庚集团。南宋张世杰护送端宗到泉州,蒲闭城门不纳,世杰夺蒲船400多艘而去,蒲杀南宋宗子3000多人后降元,元统治者因此掌握南宋所有的海舶。蒲寿庚降元后,受封为福建行省中书左丞,权势灸天,在海外贸易上更是独占鳌头。

    宋元时期,由于泉州成为中国海贸中心,吸引众多江浙淮湖之贾客迁泉州定居,贾客“自远方而来徙泉者,复多于穴之蚁巢之蜂”。如元代杭州大商人张存,流寓泉州起家贩舶;海盐陈思恭商于泉州,娶泉州庄氏为妻,浮海贩易;客死海外;其子陈宝生与泉州本地海商孙天富到海外贸易十年,所涉异国遍及东西夷。 外地商人加人泉州海商行列不但加强了泉州海商的实力,对泉州成为国内海贸商品的主要集散地、扩展泉州海商的国内市场具有重大意义。

    尽管由于历史和现实政治原因(如元朝对色目商人的偏爱),宋元时期巨商多为蕃商及其后裔,但泉州本地海商群体的迅速成长更为引人注目。除朝廷朝贡贸易外,海上私商贸易仍以散商为绝大多数。他们虽然资力微薄,但人数众多,散商在“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 惨淡经营。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假以时日,泉州本地商人也逐渐大商家辈出。“泉州扬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 巨商王元懋出身寺院杂役,学蕃语后泛海往占城,占城王招为婿,后归泉州,成为大海商。纲首陈应、吴兵、朱纺和李充、林昭庆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大海商。 尚有世代相习以海商为业者,如上文所提及的陈思恭、陈宝生父子外,又如大商人柳悦、黄师舜,“世从本州给凭,贾贩高丽。” 值得注意的是宋元时期已有少数定居于海外的商贩和华人移民。如泉州商人到缅甸东海岸商贸,因彼地利厚,“故贩其地者,十去九不还。” 元末泉州籍朱道山海商集团定居海外,“以宝货往来海上,务有信义,故凡海内外之为商者,皆推焉以为师。” 明初郑和下西洋所知的定居在爪哇和苏门答腊华人群体以广东和漳泉人为主,相信应是宋元时期移居到海外的。
闽南海外贸易兴起于五代,盛于宋元,尽管与中国其它港口一样,蕃商很大程度掌控了海外贸易,但也推动了闽南本地海商群体的崛起。闽南海商包括本籍商人、定居本地的蕃商和外地商人以及定居海外的商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蕃商和外地商人逐渐当地化,与本地商人归为一体,形成闽南海商集团,成为中国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肇基始于宋元时代,到15世纪初基本形成,在17-18世纪经历扩张和发展而达到顶峰,从而形成一个以中国市场为中心,遍及北起日本、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台湾、南括东南亚地区的东亚、东南亚商贸网络。这个经贸网络与欧洲人的远东经贸网络互相交叉、利用和补充,构成由欧洲人主导的东西方经贸网络的组成部分。
    尽管福建在宋末元初的对外贸易规模已超过广州,但广州海贸历史悠久,经营海贸网络时间更长。在宋元到明初时期,闽南海商在中国海商网络中的影响力可能还不如广东海商,至多在元末明初与广东海商各擅胜场。15世纪初在东爪哇杜板、新村、苏鲁把益( Sarabaya,现苏拉巴亚)和苏门答腊旧港等地皆有千人至数千人的华人聚居,其首领和成员还是广东人为主。
    二、明代中后用:闽南海商主导的走私贸易、海寇贸易和合法贸易
    明代以降,泉州港贸易迅速衰落。究其原因有三:一是泉州港逐渐淤塞,海舶难进;二是明初朝廷实行海禁,不许海上私商贸易,将海外贸易集中于朝廷组织的朝贡贸易,宋元时期活跃的泉州海上私商贸易迅速凋零;三是明初统治者惩治支持元朝的色目人,元代聚居泉州的数万色目蕃商及其后裔顿时星散,或逃离泉州或隐名埋姓。
    由于东南沿海人民长期以来籍海为生,海禁后舟楫不通,生计萧条,只好冒禁出洋市贩,以走私形式维持宋元以来形成的海上私商贸易。由于明朝厉行海禁,原有的通商港口悉被严查,中国海商将货物集散地、交易场所、仓储、补给基地等转移到沿海小岛与偏僻澳湾之处,形成从浙江至广东沿海地区的走私港网络。泉州海商以安平港为基地从事走私贸易,或多往漳州,参与当地活跃的走私贸易。大凡广东的东莞、涵头。浪北、麻蚁屿,潮州的南澳,福建的走马溪、古雷、大担、浯屿、海门、金门、崇武、湄州,浙江的双屿、烈港、普陀、东潘等地,均为海盗盘踞之地, 日本、葡萄牙人和东南亚商人群趋这些走私港贸易。漳州地区经济文化较泉州相对落后,远离福建政治中心,不为朝廷官府瞩目,沿海多偏僻港口,又临近走私猖獗的粤东地区,因此在嘉靖万历年间,成为中国沿海走私贸易的中心区域。走私的形式有多种。较普遍的为私下出洋贩运。海商通常分别在不同地点购物,造船和出洋,以躲避官府稽查。如在浙江购物时,发现此地海禁严厉,则在广东或福建造船出洋。有冒充明朝使臣出海贸易者。成化十年(1471),福建漳州龙溪人丘弘敏到满刺加贸易,在暹罗诈称明朝使臣,接受暹王馈赠,返航至福建时为官军执获,一行29人被处斩,3人充军。 漳州人陈贵等7人连年率26艘货船到琉球交易, 1542年到达琉球时,尚有广东潮阳的21艘商船也在当年抵琉,船上水手舵公达 1300人之多。 也有将外
    国商船引到沿海走私港进行交易者。嘉靖年间,漳州商人水手最早将日本走私船引到泉州:“有日本夷船数十只,其间船主水梢,多是漳州亡命,谙于土俗,不待勾引,直来围头、白沙等澳湾泊。” 明中叶倭患炽烈,勾结倭寇最多者似为漳州人。明末最先引来荷兰人的也是漳州人:漳州海澄人“李锦者,久驻大泥,与和兰相习。而猾商潘秀、郭震亦在大泥,与和兰贸易往还。忽一日与酋麻韦郎(应为韦麻郎)谈中华事。锦日:'若欲肥而橐,无以易漳者。漳故有澎湖屿在海外,可营而守也。'酋日:'倘守臣不允,奈何?'锦日:'采璫在闽,负金钱癖,若第善天之,璫特疏以闻,无不得请者,守臣安敢抗明诏哉!'酋日:'善'。” 这位将荷兰人引到福建的李锦,即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中的华商“En p'o”。他久居马来半岛的贸易重地北大年,并曾在荷兰居住,接受过荷兰新教的洗礼而成为教徒,荷兰商人把他“当作是荷兰人而不是北大年人……。” 明朝廷对走私贸易的打击决不留情。一经擒获,为首者和主要骨干均被处死。官军不但在沿海稽查出洋者和返航者,尚行文各相关国家,解回中国走私商人与船货,被解回者以数千计。同时,明朝官军到处摧毁走私港口,封锁出洋口岸,旨在从根本上铲除海商的基地与生存环境。
    朝廷武力镇压走私贸易的结果是走私商人转变为海寇商人,中国海上私商贸易由隐蔽的走私贸易转为武装对抗下的公开贸易,并以劫掠沿海地区作为武力对抗手段。海寇商人因贸易、武装联盟等原因而勾结倭人,即日本海上浪人和海商,联合对抗朝廷的高压政策。由走私商贩到海寇商贩的转变也使华商组织形态有一定的变化,即大小海商、舵工水手因走私与武装反抗的需要而分化组合为分属几个较大的武装海商集团。这些海商武装集团之间或争斗或联手,虽群龙无首,但各自啸聚一方从事海外贸易,使明初以来小规模、隐蔽性的海外私商演成明代中后期大规模的海寇集团。这一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先后形成的著名海寇集团中,谢老、严山、洪迪珍、张维、吴平、曾一本等海寇集团都主要由漳州人组成,许二、王直海寇集团中,也有不少漳州籍骨干。 漳州地区的月港成为走私贸易的中心,有以“二十四将”闻名的海寇集团。

东南沿海商民与海禁的长期斗争,终于使朝廷认识到,海禁愈严,盗氛愈炽,军事镇压的巨额开支使财政支拙的明朝政府不堪重负。 而沿海地方督抚士绅基于守土或本地利益,不断上疏要求开放海禁。隆庆元年(1567),明朝部分开放海禁。开禁地点即在偏远的漳州月港,取其月港远离福建政治中心又是贸易繁盛之地。
    明朝政府将出洋贸易海船集中于月港发舶,制定贸易、税收管理制度,以便有效地控制日益增长的海上私人贸易,每年从月港发舶出洋,“多则二百多艘,少则七、八十艘”。至17世纪初年,每年从月港扬帆的船舶多达300余艘。 这些华人商舶遍历东西洋的47个国家,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也各自通过其贸易转运港马尼拉、澳门和西爪哇的万丹与月港间接贸易。多达 116种外国商品及更大量的中国产品(多是手工业产品),通过闽南海商水手在月港进出口。 到17世纪初,以月港为中心的贸易网络北起日本,包括各主要的中国港口,南至印尼群岛。当西南季风将转向之时,华商水手捆载而归,回到月港,出售其携回的热带产品,交换有关海外的物产、市场信息、修补船舶,准备来年的航行。
    月港成为中国海商唯一放洋港口对闽南海商主导海外华商网络有重大意义。如果说明代中期以后以漳州人为中坚的闽南商人在中国东南沿海走私贸易中,是暂时拥有相对优势地位,月港开放则使闽南商人在合法贸易中独占先机。月港开港时,正值欧人东渐初期。欧人的远东贸易是用白银交换以香料为中心的南洋热带产品和以丝绸为中心的中国商品,而明代中国正开始以白银为通货,从而急需大量白银。掌控中国出口商品的闽南海商到日本、马尼拉、澳门、巴达维亚和拥有大量白银的日本和欧洲商人交易,使闽南海商成为明代后期输入白银的最重要华商群体。尤其是最为有利可图的对马尼拉贸易,几乎为闽南海商独擅,从马尼拉回国的中国帆船,除银元外几乎别无他物。因此,朝廷对前往吕宋贸易的商船返航时加征 150两银子,称为“加增饷”。 月港海外贸易的繁荣不仅给当地人民,而且给地方官府带来巨大的利益。福建巡抚涂泽民奏请开放海禁以后,朝廷析龙溪和漳浦两县部分地区为海澄县,以月港为县治所在。并在月港设“督饷馆”,掌征贸易税和管理海上贸易事宜。月港税饷增幅惊人: 1575年,所征税饷仅6000两,到1594年已激增至29000两,至1613年,更达35000两。 聚集在月港的五方之贾,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因此,月港被誉为“天子之南库也。”
    月港贸易不但使漳州海商在明后期主导中国商品的输出和白银的输入,而且推动闽南的海外移民。早期海外移民多为商贩水手,主要服务于海外华商网络。明后期最重要的海外华人聚居地是长崎、马尼拉和巴达维亚。万历年间朱国帧的《涌幢小品》载,“有刘凤歧者言,自(万历)三十六年到长崎岛,明商不上二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诸岛计之,约有二三万人。” 长崎等日本诸地的华商应主要是闽南人,泉州人李旦(Andrea Dittles)为华商首领之一,另一闽南人颜思齐亦是华商巨孽,他们在长崎及周围都纠集了一批华商及华人居留者。 1708年,日本幕府管理唐人街的 167名文译员中,有101名专门译闽南语。 17世纪初,马尼拉华人近三万人,绝大多数是漳州人。闽人何乔远记载,马尼拉“其地迩闽,闽漳人多往焉,率居其地曰涧内者,其久贾以数万,间多削发长子孙。” 巴达维亚的华人以闽南籍为主,至少在60%左右。
    从明中叶到明代后期,以漳州人为主的闽南海上商贩水手或为走私商、或为海盗、或为合法商人,或为海外移民,在中国海外华商网络中开始担任主角,广东海商集团则居次要地位。自此闽南海商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直至 19世纪中期。
    三、闽南海商的全盛时用:郑氏海上帝国
    以漳州海商为主导的闽南海商集团在17世纪初迅速衰落,泉州海商取
    而代之。漳州海商集团衰落原因有三:一是菲律宾西班牙殖民政府对马尼拉漳州海商的屠杀。1603年,西班牙人对马尼拉华人大开杀戒,华人殉难者2.5万,其中漳州海澄人十居其八。 马尼拉华商被屠,漳州籍海商元气大伤,这是其以后的地位被泉籍商人所取代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是月港逐渐淤塞,作为明代后期中国私商贸易中心的地位被厦门、安海等港取而代之。三是泉州籍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以泉州安平为大本营组构海上帝国,郑氏主导的闽南海商集团以泉州籍人为主,漳州籍人退而为辅。
    17世纪初,远东水域的中国海商集团虽经多次分化组合,仍是诸雄并立。明朝采取以盗制盗方略,以招抚实力较强的郑芝龙团伙来对付其它华人海商集团和西洋海盗。1628年夏,福建巡抚熊文灿封郑芝龙为海上游击,委其清剿海盗之任。从此郑芝龙拥有在大陆的牢固基地,无后顾之忧而从容经营海上事业。在迅速打垮和收容其它海盗集团后,郑芝龙确立其在华商网络中的领袖地位,福建省沿海地区成为其独立王国和牢固的后方。1633年,在明朝支持下,郑芝龙与荷兰舰队在金门料罗湾决战,击败了荷兰舰队。金门的胜利对中国海商集团具有重大意义。此役之后,“荷兰驻台湾总督蒲罗曼以武力打开通向大陆的努力宣告失败,荷兰人从此退出福建沿海,” 台湾海峡成为郑氏舰队的内湖。郑芝龙违禁开辟的对日贸易,从此有了福建沿海地区这一稳定的货源地和转运中心,确立了与日本及与大陆沿海各地贸易中对荷兰人的优势。荷兰人千辛万苦殖民台湾,在台湾从事对日本和福建的贸易,从而将台湾作为东亚、东南亚贸易转运站,也因退出福建水域而使台湾从此失去中介作用。金门的胜利也使郑芝龙被明朝升为福建副总兵,成为合法的福建水师首领。从此以后,作为华商网络首领之一的郑芝龙同时也是福建水师首领,华商网络第一次拥有一支实力巨大的军事力量服务于商务开拓。到郑芝龙于 1636年击败最后一个海商首领刘香而实现海上统一后,成功地控制了绝大部分华商的海上贸易活动。海商远洋贩运,通常需领郑氏牌照,无数华商在其号召下耕耘于远东水域。郑芝龙早在 1625年就于台湾南部的诸罗建立基地,大规模组织闽南人移民台湾,这些移民成为其海上力量的取之不尽的人力“水库”。 1639年葡人被逐出日本后,华商成为日本海外贸易的主要承担者。当时的传教士金提尼(T.M.Gentile)记载:“著名的国姓爷是海上君主和统治者,在中国从未有如此众多和庞大的船队,仅在厦门水域的水师就多达13,000艘帆船,成千上万分布在整个沿海线上的其它船只也听命于这个帝国。”
2# 罗亭
   郑氏集团组构严密的国内外贸易网络,即著名的以金、木、水、火、土命名的陆上五商和以仁、义、礼、智、信命名的海上五商。陆上五商分布于杭州及其附近地区,向公衙预支资本后负责采购贩运到海外的货物,交付海上五商,再与公衙结清帐目。驻厦门及附近地区的海上五商接货后,运往海外销售,返航后再与公衙结帐。郑氏集团覆灭后,其海陆商人想必定居当地,成为后来遍布东南沿海地区和东南亚的闽南人商贸网络的组成部分。
    郑氏集团经济、军事实力的养成,意味着郑氏集团成为击败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后企图建立远东贸易霸权的荷兰人的最主要的对手。尤其在郑成功时代,他们之间的经济斗争一再发生于从南洋群岛到日本之间的所有港口水域。郑成功进攻南京之役失败后,清朝严厉封锁郑氏的金厦基地,郑成功决定东征台湾,作为反清基地,同时也将荷人逐出南中国海以北。远东两大海上强权终于以军事力量决定最后的霸主地位。1661年,郑成功挥师进攻台湾的荷兰基地。在被围困7个月后,荷人主要基地热兰遮城堡正式向郑军投降,荷兰人撤出台湾,也意味着退出南中国海以北的贸易。以郑氏集团为代表的华商网络的优势进一步加强,而荷人丢失台湾则成为其远东扩张的转折点,从此走上衰落的道路。
    郑氏迁台后,台湾成为郑氏主导的海商网络的主要基地。当时设在台湾的英国商馆估计,台湾每年平均有14-15艘大船赴日贸易,有5-6艘大船到马尼拉贸易。以台湾为基地的闽南海商与移民互为依托,积极开拓远东海上贸易,成为闽南人主导的海外华商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17-19世纪: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的闽南海商
    郑氏集团覆灭后,闽南海商独步中国海外贸易局面不复存在。然而,闽南商人依托厦门港和东南亚华商网络,仍能长期主导中国海外贸易。
      清朝攻下台湾的次年 (1684年),颁令开海贸易,开放厦门、广州、宁波和云台山等口岸。厦门作为福建唯一开放的口岸,漳泉商人往海外贸易,需由厦门出口。早在明代嘉万年间,厦门已成为月港的外港。明后期泉州安平港日益繁盛,成为郑芝龙发迹的大本营。但漳州海商依托的月港和泉州海商依托的安平港都是港狭水浅,只是在海禁时期大港被禁后才成为走私贸易中心。厦门港阔水深,位于漳泉地区中心,海禁开放以后,漳泉海商逐渐汇集于厦门。在郑成功时代,厦门已是沿海对外贸易中心。在清代前期开海贸易之初,厦门海外贸易繁盛程度一度领先于广州等城市,直至鸦片战争前,闽南商人仍保持主导海外商贸网络的局面。当时的一位外国人如此评述遍布中国南北方各港口和东南亚重要商埠的闽南商人:“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象厦门那样聚集了许多有钱能干的商人,他们分散在中国沿海各地,并且在东印度群岛的许多地方开设商号。被人称为'青头船'的帆船,大多数是厦门商人的船只。……” 也诚如《厦门志》所载:“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薮,视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返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力、葛拉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者,然骤富骤贫,容易起落,舵水手等藉此以为活计者以万计”。
    以厦门为基地的闽南海商之所以能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直至鸦片战争前夕,其原因有三:一是清代前期厦门作为往南洋的发舶中心;二是依托其遍布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各港口的闽南籍商贸网络和移民;三是长期垄断对台交通和移民。
    清朝攻下台湾后,重新开放海外贸易,厦门被定为作为往南洋贸易的官方发舶中心,广东澳门则定
    为外国商船来华贸易之地。 但朝廷也特许西班牙船来厦,可能因为西班牙船带来的是中国紧缺的白银。清朝似乎并无严禁外国船来厦门贸易,清代前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多次前来厦门交易。到清代中期,广东方面也允许海商出洋贸易,厦门独享发舶南洋的特权不复存在。
    清代前期厦门作为往南洋的发舶中心,对巩固和扩展闽南人在海外华商网络中的领先地位意义重大。闽南地狭人稠,无广阔经济腹地,物产有限,且与中国内地交通不便,成为中国沿海贸易中心的物资条件远逊于山东半岛、江浙与两广。明中期以后闽南人开始主导海外贸易,直至郑氏时代闽南人独步海上贸易,实在是一系列因缘际会所致,所凭借的是闽南人无畏的冒险、航海、重商的人文精神和闽南偏远地理位置,在朝廷对中国私商海外贸易的普遍压制的夹缝中发展起来。正如明代后期漳州月港被定为中国帆船的发舶地造就了漳州海商的发展机遇一样,清初厦门被定为往南洋贸易的发舶地使海禁开放以后,闽南商人能掌控发展海外贸易和对外移民的先机,东南亚诸港,如“葛拉巴、三宝垄、实力、马辰、哧仔、暹罗、柔佛、六昆、宋居唠、丁家卢、宿务、苏禄、柬埔(寨)、安南、吕宋诸国”, 都充斥着闽南商贩。18世纪以后,广东、尤其是潮州海商以澄海为基地发展海外贸易,开始活跃于东南亚各地。潮州人与闽南人都被称为“福佬”,是卓有声望的造船工匠,他们将其造船行当扩展到越南海岸和暹罗的阿瑜陀耶港。到18世纪中期,潮州人开始以削价为手段与闽南人竞争,在中暹大米贸易方面开始取代闽南人。1757年,清朝实行广州一口贸易制度,所有外国商船仅许在广州停泊交易,清初常来厦门贸易的番船不得再抵厦门。由于欧洲船能运来大量白银,不能在厦门与欧洲商船交易对厦门海商是较大损失。无论如何,直到18世纪中期,从厦门出洋的船舶还大大多于广州,而当时广州的贸易规模、人口数量、在中国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远远超过厦门。
    中国帆船从厦门发舶,也使早已地狭民稠的闽南向东南亚移民活动远较其它沿海省份便利。欧洲人在东南亚开辟殖民地需要大批劳力,东南亚华商网络的扩大也需大量的辅助人员,而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帆船是东南沿海人们移民海外的主要运输工具。因此,清代前期厦门作为官定发舶地,就使闽南海外移民在清初就开始大规模进行。直到清代中期,到东南亚的华人移民仍是闽南人居多。雍正5年( 1727年)闽浙总督高其倬的奏折中提到:“查从前商船出洋之时,每船所报人数连舵、水、客商总计多者不过七、八十人,少者六、七十人,其实每部私载二、三百人。到彼之后,照外多出之人俱存留不归。更有一种嗜利船户,略载些须货物,竟将游手之人偷载四、五百之多。每人索银八两或十余两,载往彼地,即行留住。此等人大约闽省居十之六七,粤省与江浙等省居十之三四。” 广东的大规模海外移民活动似在清代中期以后才开始进行。直到19世纪中期大规模契约华工移民开始以前,除暹罗以外,南洋各主要商埠的华人都是闽南人占多数。东南亚华人移民社区的迅速扩大和产业的发展,则不但使华商网络在海外拥有稳定的辅助服务和所需的人力补充,而且海外华人社区成为华商网络的市场、货源和商品生产和加工地。华商与移民良性互动,华商网络从商贸向产业、从沿海向内陆渗透。到19世纪初,华商网络的范围比17世纪中叶更广,基础更深,经济实力更强。海外华商网络的支柱和大本营,逐渐从中国沿海地区转移到海外华人社区。即使不倚赖大陆的市场和商品,海外华商网络仍能存活。
    从明后期闽南海商开始主导海上华商网络到郑氏集团建立海上帝国,奠定了闽南海商在海外的优势地位,这种地位在清初又因厦门成为中国发舶地而得到加强,使闽南商贩和移民遍布东南亚各要埠,海外华埠的扩大使华人移民谋生和发展的机会更多,从而吸引更多的闽南商贩和移民加入。因此,尽管清代以来广东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于福建,18世纪中期以降,广东的海外贸易也远盛过闽南,广州港更非厦门港可比拟,但闽南人仍能依托海外闽南籍移民群体和商家主导海外华商经贸网络。巴达维亚是荷属印尼的商贸中心,其历代华人甲必丹和大华商绝大多数是闽南籍人。越南的重要商埠会安的华人商家早期也以闽南人为多:“会安沿海直街长三、四里,名大唐街,夹道行肆比栉而居,悉闽人”。 19世纪前期,暹罗华人尽管是潮州籍者占绝大多数,但他们大多从事种植业,闽南的同安人则从事航运业和商贸。马来半岛各商埠华商历来是闽南人为主,新加坡开港后,仍是闽南人主导华埠商贸。从16世纪末以来,菲律宾华人是东南亚各地华人中唯一几乎仅从事商贩活动的群体,而菲律宾华人几乎都是闽南人。到19世纪中期,东南亚华人约150万人,粤籍者约90万。尽管东南亚的广东人已远超过闽南人,但东南亚华商网络为闽南人所主导应无疑义。直到20世纪中期,闽南籍华人在商贸领域仍是独占鳖头。因此,虽然西洋人发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市场以后,华商对中国市场的垄断不复存在,但由于海外华商网络的支柱和大本营,逐渐从中国沿海地区转移到海外华人社区,海外华商网络仍可存活和发展,而闽南人在海外华商网络的优势地位,亦能维持至今。
    闽南海商长期经营南北航运交通和商贩贸易,也可能由于郑氏时代陆上五大商贸网络的存留,清代闽南海商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江南沿海的商贸活动仍相当活跃。浙江温州府“闽浙商贾丛集之地,烟户繁多”, 温州府平阳县至今还通行闽南语。宁波、舟山历来是闽南海舶经营对日贸易的中转和进货之地,汇集大批闽南商人水手。 康熙年间上海港兴起后,吸引众多闽南海商贾舶前往,仅在康熙年间,就有12艘闽台商船到上海运生丝到日本。据 1980年出版的《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所辑的泉漳会馆碑铭记载,乾隆年间,上海兴建的泉漳会馆“规模之宏大、气象之堂皇、横览各帮,洵无多让。”苏州多闽籍豪商,“自阊门至枫桥,多闽中海贾,各饰郡邸,时节张灯陈百戏,过从宴犒,艳服以财相炫。” 广东澳门与闽南渊源更深。由于明代中期以来的走私贸易以漳州人最为活跃,与葡萄牙商人的关系也较深,葡萄牙人在澳门开港后,闽南商人就云集澳门。明朝末年给事中卢兆曾上奏:“闽之奸徒聚食于澳,教诱生事者不下二三万人。” 郑芝龙早年随其在澳门经商的母舅黄程到澳门,学习葡萄牙语并担任通事。 从明末到19世纪中期,闽南籍人在澳门一直很活跃。从澳门到广州的广东十三行行商之一谢东裕,其祖籍就是闽南诏安。在广州的闽南籍商人地位更为显赫。广州一口贸易制度实施以后,闽南商人资本与生意也随之部分转移到广州。乾嘉年间广东十三行著名行商中,潘同文(同文行)、任怡和(怡和行)、叶义成(义成行)、潘丽泉(丽泉行)、谢东裕(东裕行)、黎资元(资元行)各俱闽籍,刘东生为徽籍,卢广利、梁天宝、易服泰、关福隆、黎届成为粤籍,闽籍行商全属漳泉商人。到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一跃成为中国最大贸易港,也有一部分闽籍商人从广州和福建到上海,继续经营其对外贸易事业。
闽南商人的国内贸易网络除表现在覆盖地域的广阔性以外,还表现在于行业网络优势乃至行业垄断性。如在18世纪的外销茶贸易上,闽南商人虽非产地的商人,也非以外销茶集散地的广州为基地,却能仅以其在国内外贸易网络中的优势地位,组成外销茶叶生产、加工、贩运、销售的一条龙网络,主导在18世纪初一19世纪中期最为有利可图的国际茶叶贸易。18世纪初风靡欧洲的闽北武夷茶,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几占中国外销茶叶货值的一半,是当时中外贸易的核心商品,组织闽北武夷茶的种植和加工,是来自闽南的商人。他们在武夷山向本地人租山种茶,从闽南招募茶师,开设条厂,加工茶叶,再将茶叶贩运到广州,与垄断广州出口贸易的十三行商人交易,再由行商卖给前来广州的洋商运往欧美。而广州行商多半是闽南籍。闽南商人或将茶叶直接运往巴达维亚与当地华商交易,再由荷兰商人运往欧洲,而巴城大茶商和甲必丹绝大多数是闽南籍者。

    闽南人在国内、尤其是东南沿海组构的贸易网络,是其海外贸易网络的支柱。尤其在18世纪海外华商网络尚未当地化以前,海外华商网络尚需依托中国商品、中国市场和中国帆船,因此,闽南人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商贸和移民网络就更显重要。

    长期垄断对台交通和移民,对闽南人的海贸活动也不无裨益。厦门作为17世纪末以后近百年内唯一和台湾对渡的港口和远东水域重要的贸易港之一,是台湾货物国际流通的转运港。1684年以后,台湾主要通过与厦门的对渡进行国际和国内贸易,台湾经济主要支柱米和糖成为当时远东贸易的最重要商品之一,通过与厦门的贸易,推动台湾农业经济一定程度的商品化,也对经营台湾产品的闽南商人扩展海外贸易起了重要作用。厦门商船长期经营大陆、台湾、日本与东南亚之间的转口贸易,尤其是在 17- 18世纪国际市场热销的台糖运到厦门,对厦门的海外贸易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台湾经济的发展为闽南人移民台湾扩大了生存和发展空间。对闽南移民而言,移居台湾与移居东南亚并无本质的不同。尽管19世纪后期以前,清朝严厉限制移民台湾:凡欲渡台者需给地方取保、海防同知审批;渡台者一律不许带家眷;粤地为海盗渊薮,粤人不许渡台(此条后来取消)。但直到1789年设官渡以前,闽南人偷渡台湾者一直络绎于途,是移民台湾的主要方式之一。到19世纪初,台湾人口已达200万。在 1884年设省以前,台湾在行政上一直受福建省管辖,居民也绝大部分是闽南人及其后裔,区域文化特色与闽南无异,是闽南人社会在海外的延伸。台湾成为闽南人主导的社会后,闽南人海外商贸活动应是如虎添翼,形成更大规模的闽南方言群体。

    闽南海商精于理财且善于学习和模仿,无论是漳州籍海商李锦或泉州籍海商郑芝龙,可能都是那个时代最早学习西方语言(葡萄牙语、荷兰语)和东西方贸易知识的华商。因此,欧洲人东来以后,较早与欧洲人接触的闽南人就能先期把握商机。闽南人在重商逐利中表现出的一往无前气势,可近似赌徒的“搏杀”精神,向来不为中国传统的推崇士农、鄙视工商的儒家观念所囿,而是“以业文为不赀,以航海为恒产”。然而,闽南海商又极其重视传统的宗族和乡土纽带,惟有依靠这种纽带,才能在风波险恶、举步维艰的海贸和移民生涯中互相扶持,进而凝聚成群体。诚如吴振强博士所言,华人在东南亚的贸易网络组织松散,基于血缘、地缘纽带结合而相互协作。17-19世纪东南亚闽南华商也是在更密切的宗亲、同乡、语言的基础上组合,形成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的实力。宗乡观念是中华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最本质的特征之一是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亲情文化,而宗族和乡土观念是家庭观念的扩大,是亲情文化的主要内容。闽南人的亲情文化尤为强烈,尤其是移民海外者,其聚合多求诉于宗亲和乡土纽带。然而,这种聚合常演成善结私情而淡漠公义,以血缘、地缘亲疏分野认同,倾心小集团利益而常罔顾大社会福祉。 闽南人重商工务实利,加上移民固有的冒险心态和短期行为意识,使他们精于实利算计而疏于政治文化建构,乐于求神问卦而懒得修身养性,逐利时勇于赴汤蹈火,萍聚乌合之众,公战时不惜临阵脱逃,顷刻鸟兽星散。在西洋人大规模杀戮华商时(如马尼拉华商五次被屠,1740年荷兰人扑杀巴城华人),全然无有组织的抵抗。宗亲、乡土观念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凝聚力,中华文化中的血缘、地缘观念至今仍是世界华人相互联系与合作的重要纽带,但在此基础上却难以发展成为凝聚全民的政治理念,也就无法形成更广泛基础上的共识和紧密的组织形式,更遑论产生能一呼百应的有较高政治智慧的领导者。闽南籍英豪,无论是海上袅雄(如郑芝龙)、富商巨贾(如陈嘉庚)、或各地甲必丹(如苏鸣岗、连富光)等,多依托宗亲、同乡社会网络活动,唯一的异数是郑成功,但其不屈不饶的反清复明理念仍常被其闽南部属存疑。至于东南亚各地商贩,则多始终仰殖民强权鼻息行事。因此,尽管闽南人能主导东南亚华商网络,却总是依附于欧洲贸易网络,在西方殖民政权下讨生活。


    结束语

    闽南海商集团崛起于宋元时期。明代中期以后,以漳州人为主的闽南海商成为中国走私贸易的中坚。郑氏海上帝国时期是海外华商网络的黄金时代,以泉州人为主的闽南海商集团掌控了北起日本、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台湾、南括东南亚地区的东亚、东南亚华商网络。从清代前期到鸦片战争前夕,闽南人一直主导着海外

    华商网络,其影响力至今犹在。闽南人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的主观因素是其无畏的冒险、航海、重商的人文精神,而在中国朝廷对海外私商贸易的普遍压制时期,闽南人又利用其偏远地理位置而觅得狭缝,能利用一系列因缘机遇发展海外贸易,组构海外商贸网络。明代后期漳州月港被定为中国帆船的发舶地、清初厦门被定为往南洋贸易的发舶地、长期垄断对台交通和移民等,都是闽南人独特的发展机遇,从而使闽南人在发展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组构海外商贸网络等活动中占有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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