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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左尔格:红色间谍临终的那段岁月

  理查德·左尔格真名叫伊卡·哈尔多维奇·宗捷尔,1895年10月4日出生于高加索巴库的萨芬奇镇。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乌克兰人。理查德三岁时,他们举家移居德国,但左尔格却从此与俄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左尔格读高中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此时的他同许多年轻人一样,是泛德主义者,不加批判地爱国。于是,高中尚未毕业他就背着家里人自愿入伍从军。由于作战英勇,他被授予二级铁十字勋章。但同时,目睹战争的残酷场面和人民的苦难,左尔格陷入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一份叫作《斯巴达克斯信札》的反战秘密传单对他触动很大,它揭露了德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号召士兵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迷惘的左尔格由此豁然开朗。1918年正式退伍后,他刻苦攻读,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基尔大学社会学的博士学位;同时,他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1922年左尔格受党的委派来到法兰克福大学任助教,后又根据工作需要取得苏联国籍并转入联共,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工作。除了处理特殊党务之外,左尔格还以特有的洞察力分析各国局势,推出了专著《新德意志帝国主义》,受到布哈林、库西宁等共产国际著名领导人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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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4-15 13:30


  然而,左尔格对前途却另有想法:“谍报工作是我所喜欢的,而且我认为自己适合干这行……我的性格、兴趣和爱好,都使我倾向政治情报和军事情报工作,而回避党内争论。”1929年下半年,左尔格开始转入秘密战线。

  深入东京战绩辉煌

  1932年希特勒上台后,日本与之沆瀣一气,遥相呼应,在东西方形成了两个战争策源地。如果日本同德国合作,将严重威胁苏联的安全。因此,苏联必须派人到日本建立可靠的情报网络,于是,凭借《法兰克福报》驻日记者、德国驻日使馆新闻专员的身份,左尔格踏上了日本的国土。

  东方岛国日本对包括左尔格在内的许多欧洲人来说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国家,它同德国一样穷兵黔武、侵略成性,不断在国际上制造事端;其反间谍机构“特高”素以组织严密、手段残忍而著称。左尔格就是要在这样一个陌生而又充满荆棘的环境中组建以“拉姆扎”命名的侦察小组,其艰难可想而知。

  1936年2月26日拂晓,日本少数“少壮派”军人以铲除“君侧之奸”为名,率领千余荷枪实弹的士兵在东京发动兵变,要求实行“国家改造”,建立法西斯军人独裁政府。“二二六兵变”在国际上引起震动,各国都急于了解其背景。次日,《法兰克福报》抢先刊登了记者左尔格发自东京的一则电讯:“东京事变不仅仅是头脑发热的勇敢行动,它事出有因。”电讯言简意赅地指出,兵变后,军部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将得到加强,它将掌握对政府命运的生杀予夺大权。他除了给莫斯科总部秘密发回报告外,还发表题为《东京的陆军叛乱》的文章,这被公认为欧洲关于“二二六兵变”最出色的政论之一。此事也证明了左尔格掌握的有关日军内部的动态情报是翔实可信的,它标志着拉姆扎正式启动。

  1937年7月7日,日军以军事演习为名制造了芦沟桥事变。莫斯科指示拉姆扎尽快搜集有关情报,预测中日战争的前景。左尔格迅速赶到北平采访,后又成为西方为数不多的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之一。回到日本后,左尔格汇总情报,写出了一篇有事实,有分析,有判断的长篇报告,其中心论点是:中日战争将是长期的;日本必将陷入侵华战争的泥潭之中而难以取胜;中国因民众在觉醒,会不断增强抵抗;目前形势将迫使日本不得不推迟其对苏联的大规模进攻。斯大林根据这份报告作出了援华抗日的决定,向重庆派遣了军事顾问和飞行员。

  从1939年欧洲战场打响到希特勒进攻苏联,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是左尔格和他的拉姆扎战绩最为辉煌,活动最为曲折也最具传奇色彩的时期。苏联方面披露,从拉姆扎启动的1936年2月到被破获的1941年10月,他们向莫斯科共发回806份情报以及大量资料和图片。其中,下述两份战略核心情报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它们对二战的进程和苏联卫国战争的最终胜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自从二战爆发以来,左尔格从希特勒的战争手法中悟出三条规律:秘密备战,声东击西,突然袭击。当全世界听到德国叫嚣入侵英国,而对苏联大讲亲善时,左尔格敏锐地觉察到,这是希特勒的花招,苏联将成为德国的下一个猎取目标。此后,德意日军事同盟条约的签订加大了他的疑虑。事实上,希特勒拟定攻打苏联的计划,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只言片语未必有多大意义,但种种信息加以汇总分析,就不难得出某种结论了。公平地说,在侦察纳粹德国准备对苏作战的各国情报机关中,苏联自己的情报是最早的,这是左尔格及拉姆扎建立的最为卓著的功勋之一。因为,左尔格向莫斯科首次发出警报的日期是1940年11月18日,此时,离开战还有七个月!更可贵之处在于,从那一天起,有关德国可能进攻的日期、兵力部署、主攻方向等情报,源源不断地从东京发回莫斯科。左尔格作为谍报人员,以其敏锐的嗅觉、灵活大胆的策略及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出色地完成了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的谍报史上的大手笔。遗憾的是,当时,苏联国内刚经历过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这是列宁逝世后苏**内斗争的继续和激化,是由斯大林和少数几个政治局委员发动的政治镇压运动,它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致使众多无辜者被清洗、迫害。远在东京的左尔格也未能幸免,总参部曾指控他是“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追随者”,甚至说“左尔格无疑是德国间谍,说不定还是个日本间谍”。战争是公正、严酷的法官,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未经宣战,便重兵袭击苏联西部边界,致使苏联在短期内失去大片疆土,伤亡三百八十万人。直到此时,莫斯科方面才恢复了对左尔格的信任。

  当苏联当局意识到左尔格的情报货真价实后,当即发出新指示,要求拉姆扎侦察日本政府对德苏战争的态度,以及日本是否打算趁机从远东打击苏联后方。究竟是北攻还是南进,这对同德、意缔结三国同盟的日本来说确实是一场性命攸关的战争赌博。北攻就是配合德军夹击苏联,以掠夺苏联远东地区的资源,同时实现反苏**的政治目标;南进则是占领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大片地区,攫取其战略物资,这将意味着与美、英开战。围绕这一重大战略抉择,日本政府各界进行着激烈的交锋。根据拉姆扎的观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已进行四年,无论军事力量还是经济实力都无法同时对美、英和苏联作战。加上日本本身资源匮乏,它将采取军事手段来解决资源问题。西伯利亚太寒冷,缺乏唾手可得的原料,而东南亚地区资源丰富,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取之不尽。因此,日本短期内不可能进攻苏联,它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向南。但,这仅仅是拉姆扎的推测,只有侦悉日本最高当局的最后战略才能得到证实。左尔格及其战友发动多方渠道的力量,从获取的情报中,得知由天皇亲临主持的御前会议通过了《帝国国策纲要》,其中已规定:“加强向南方‘进出’的态势,帝国为达到此目的将不惜与英、美开战。”为了对会议结果作进一步证实,左尔格又特意派人到被占领的“满洲”和作为备战中心的大连实地考察。他们亲眼目睹伪满各地日军兵运繁忙,登陆演习也在进行着。左尔格的战友们还获取了包括日军南进部队编制表等绝密资料。左尔格于1941年10月4日发回的电报,在世界谍报史上被称作是最具典范意义的:

  1941年9月15日以后,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经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它将向美国开战。

  拉姆扎的机密情报使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下定决心从西伯利亚抽调二十六个精良师,其中十六个师增援莫斯科战役,一举歼灭了德军三十八个师,从而扭转战局,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英雄的最后岁月

  左尔格在日本一住就是八年,这在外国人中实属罕见,加之他在社交界、新闻界极为活跃,不能不引起日本反间谍机构的注意。大约在1939年,日本特高已开始立案调查左尔格。就在同时,特高不断截获发往莫斯科的电波,只是由于左尔格使用一台便携式发报机,每次变更发报地点,才使特高没能立即破获。然而,时间一长,左尔格在作出斐然成绩的同时,也慢慢失去了应有的警惕性,比如,他没有严格执行不与日共接触的禁令,从而最终导致组织暴露——1941年10月18日,左尔格被捕了。

  东京警视厅因为左尔格一案“事涉赤色”,有失自己的威严,一直严守秘密,直到七个月后,当局才把事件定为所谓“共产国际谍报案”,并第一次公之于世。被捕后,左尔格并没有放弃战斗,他大义凛然地利用法西斯法庭揭露和控诉其罪行;并且,作为拉姆扎领导人,他还要尽可能地保护战友。左尔格在供词中写道:“我的主要目的是保卫苏联,使它免受各种反苏政治阴谋的危害,免受军事打击的威胁。……我在日本既没有发动共产革命的计划,也没有传播其思想的意图,我一个人承担谍报小组的全部责任,这已经很够了。”面对强大的日本反间谍机构,左尔格个人的抗争是无力和徒劳的,只有莫斯科方面设法营救才有生还机会。事实上,当时苏联关押着五六万诺门坎战役的日军俘虏,这无疑可以成为谈判的一大筹码,毕竟,左尔格为其社会主义祖国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从对左尔格一案审理到死刑的执行,足有三年时间,莫斯科始终保持沉默。事后,他们的托辞是“我们对理查德·左尔格此人毫不知情”。对此,一位战争的幸存者,苏联特工、庞大情报网“红色乐队”的创始人列奥波特·特雷帕在回忆录中指出:“他们宁愿理查德·左尔格被处决,也不愿战后又多背上这么一个见证人。这个决定不是来自苏联驻东京使馆,而直接来自莫斯科。左尔格是苏联历史上‘肃反运动’时期的牺牲品之一。”

  1944年11月7日,左尔格走上了绞刑架。他神态自若,并用清晰的日语高呼口号。他是一位真正的苏联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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